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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9-09-12

武陵山片区民族团结示范区的模式选择

  任何民族地区,创建团结示范,在模式选择上应当符合实际,因地制宜,基于优势,突出重点,促进发展,科学客观,切实可行。国家民委在《关于推进武陵山片区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中明确武陵山片区创建团结示范区的总体思路,其基本原则要“坚持围绕中心、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统筹联动、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典型引路、坚持讲求实效”。[1]根据《实施意见》中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结合武陵山片区有利的民族关系条件、民族文化条件、民族教育条件和民族生态条件,本文重点就创建武陵山片区团结示范区的模式选择展开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

  武陵山片区创建民族团结示范区,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模式,民族关系和睦是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只有民族关系和睦,民族团结示范区才有可能,示范区模式选择才有可能;反之,无从谈起。基于此,武陵山片区民族团结示范区的模式选择才有了充分的研究基础。本文在依据地方实际,抓住地方优势,突出地方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民族文化型”“民族教育型”和“民族生态型”三种团结示范区创建模式。

  一、“民族文化型”: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促进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建设

  “民族文化型”团结示范区就是以民族文化为主线,加强民族文化的交往、认同以及共同繁荣促进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建设。通常而论,少数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是较大的,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接受的过程也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但是,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一旦被对方所认同、接受,文化带来的团结和睦效果将是不可估量的,非经济与政策力量可比。

  和中华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一样,在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烙印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那时,三苗,百月,巴,楚等少数民族因为战乱等原因相继与湘西原有的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共同组成了湘西民族地区文化的雏形与轮廓。时间辗转,到了秦汉时代,苗族的祖先聚居在湘西、黔东,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2]从此,各民族文化在武陵山区这神奇的土地上不断地交流与融合,共同形成了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等民族为主体,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分布格局,武陵山区的民族多元文化开始形成。武陵山区的多元文化呈现出一种良性状态更是由于少数民族的开放和包容。包容性不仅是与某方面的包容,而且在信仰、居住、服装、饮食、节日活动和民俗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包容。具体而言,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主要归结为“语言文字的一致性、文化艺术的交融性和风俗习惯的渗透性。”[3]开放性和包容性促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团结和谐,打破了民族间的隔阂,构成了武陵山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基础。因此,武陵山区可以依托民族文化有机融合的优势,充分利用文化繁荣的平台,打造武陵山区民族团结示范区。

  二、“民族教育型”:民族教育的共同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建设

  “民族教育型”团结示范区就是以民族教育为主线,基于民族教育的历史资源与当代改革,发挥教育的凝聚与导向功能促进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建设。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各民族打破界限与隔阂,在知识的习得与传承过程中各少数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学习,逐步在知识于发展于和平的重要性问题上达成共识。

  自古以来,少数民族聚居的武陵山片区对教育事业就十分重视。就办学的形式来说,从明清开始,无论是官方学校还是私塾在武陵山区都已较为常见。吉信镇的三安学院是我国苗族地区最大的学院,同时也是湖南四大书院之一。在1937年,湘西屯中就是官民合作办学的典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武陵山区的教育发展呈现多层次、全方位的特点。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更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团结和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素质的提高和民族关系的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教育扶贫战略”的实施,武陵山区教育扶贫项目的优先地位被确立,成效显著。从高等教育上讲,湘鄂渝黔惟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吉首大学,为湘西地区党政机关培养了半数人才,其他各行业的毕业生更是数不胜数,被国家领导人誉为“湖南省的骄傲”。民族地区教育的有效载体和办学效果都为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都为该地区不同民族的互相认同与和睦相处作出重要的贡献,为创建武陵山片区“民族教育型”团结示范区从人文素养视角奠定了强有力的条件。因此,武陵山片区可以凭借民族教育的凝聚民心这一优势,充分利用民族教育共同发展这一平台,创建武陵山片区民族团结示范区。

  三、“民族生态型”:民族生态的共同保护促进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建设

  “民族生态型”团结示范区就是以民族生态为主线,基于民族地区天然的生态优势资源,基于各民族长期形成的共同生态观,加之国家民族生态政策的正确引导,促进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建设。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生活理念、民风民俗、民族文化一定是有差异,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自然环境却是无差别的。共同的生活环境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生活家园,筑构美好的生活家园是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当前,衡量生活家园的美好与否及美好程度,“生态环境”必然是其重要的指标之一。武陵山片区各少数民族为了共同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维系该区的原生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很大程度上各民族完全可以抛开“异质”,达成共识,实现存异中求同,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

  首先是生态环境与资源优势明显。武陵山片区特殊的自然条件和亚热带气候条件、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的山——水——林生态体系、特色资源和物产资源等共同构成其明显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优势。第一,区内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阳光充足,降水充沛,溪河密布,雨热同期,气候湿润的特殊气候环境,特别适合于各种动植物繁衍和生长,生态条件优越。第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武陵山区独特的山——水——林体系,境内不仅有武陵山脉、巫山山脉、雪峰山山脉、凉山山系、大巴山余脉、大娄山余脉等“十万大山”,有乌江、清江、沅水、澧水为干流的四大水系,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铜仁梵净山、湘西自治州永顺小溪、重庆石柱黄水四大原始森林,还有丰富的动植物和物产资源,其中,恩施州素有“鄂西林海”“华中药库”“烟草王国”“世界硒都”的美称,铜仁被誉为“地球绿洲”“动植物基因库”和“人类的宝贵遗产”,铜仁的松涛、湘西的花垣、渝东南翼的秀山被称为“中国锰矿金三角”。再次,区内资源高度密集,自然景观独特,民族风情浓郁,文化内涵厚重,红色资源遍布,是全国最著名的旅游黄金走廊,被国家列为“中华旅游第一走廊区”。优势的生态环境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创建“民族生态型”团结示范区提供强有力的客观条件。   其次是武陵山各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生态观,即“天人合一”。武陵山少数民族的居住文化大多类似,无论是土家瑶村,还是苗村侗寨,均是自然风景优美,吊脚楼和风雨桥随处可见。“天人合一”的共同居住文化,让这里许多少数民族崇尚和敬畏自然。虽然,武陵山片区诸多少数民族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时常运用到祭祀,但这种共同的生态观让各少数民族都有着相同的信仰,促进各民族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融洽交往十分有利,这为创建“民族生态型”团结示范区提供强有力的主观条件。

  再次是国家倾向性的民族生态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目标是追求“绿色GDP”,通過循环经济模式,达到低碳环保。达此目标,国民生态素养和国家相关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武陵山片区历经“改土归流”,得益“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加之2009年国家战略层面的“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的成立,片区经济社会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但相比较于发达地区,差距十分明显。经济的相对落后也制约了人文素养的大幅提升,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生态素养明显不高,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民族生态政策显得尤为关键。由于武陵山片区是我国亚热带森林系统核心区、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屏障,因此,国家对武陵山片区的生态功能以及生态开发做出明确的规定: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武陵山片区整体为限制开发区域,基本功能为生物多样性及水土保持。具体而言,国家对武陵山片区功能区的战略定位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亚热带森林系统核心区和国家生物多样性宝库的作用,建成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4]对武陵山片区功能区的具体要求是:“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逐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5]这为创建“民族生态型”团结示范区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条件。

  当然,武陵山片区民族团结示范区的模式选择不是僵化的,更不是绝对的,目的旨在突出地方特色,符合地方实际,更好地区分于其他民族地区团结示范区的模式;同时,不同模式的选择更不可能是孤立的、毫不相干的。事实上文化、教育和生态本身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因此,无论是“民族文化型”“民族教育型”还是“民族生态型”,都要以民族和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充分地体现各少数民族团结一致共同进步,而且还要更好地促进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武陵山片区民族团结示范区的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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